同时，一旦规制者偏离规制目标，那么情境化实施的结果尤为可怕，特别是穿透性要求下，可以依靠数字化技术对市场问题进行精准画像，若这种精准画像被用作其它目的，则会成为控制要挟甚至扼杀市场主体权利的利器。

这种贯通机制，应当贯穿于决策统筹、执法执规、一体监督、完善救济和普法宣纪的全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一种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政策的治理传统。

2. 全面领导这是界定外部领导范围的规范性原理。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党规不仅是党管党治党的主要依据，也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被纳入到国家法治体系之中。政党可对党员订立契约，设定高于法律标准的纪律标准，自愿加入政党就意味着入约守约。国家机关党组是党对国家机关法治工作领导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本部门本系统法治工作的枢纽站。

如果说宏观领导原理从肯定的方面明确了外部领导的范围，那么不替代、不干预原则则从否定的方面划出了外部领导的边界。党的政治领导的核心要义，就是履行好民意民利表达功能，将人民意愿和利益反映到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中，让人民成为法治建设的决定者、受益者。数字科技既是数字法学的研究对象，又是数字法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资源。

在这些活动单元中，平台一方面面对消费者，一方面面对商家。这些发达国家除了增强自身数字技术能力之外，还全力把握关键数字技术标准、个人数据保护力度、数据跨境流动、互联网平台治理、网络空间安全、数字主权等数字全球治理领域核心议题的主导权，并试图将自身的数字治理体系推向全球。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重点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核心技术、重要产业、关键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头部企业等安全可控。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

国家统一立法的僵化与滞后问题在这一时代已暴露无遗，而政府接受国家授权立法以规制的形式对数字社会加以控制则是必然趋势。然而，数字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西方法学长期坚持的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的二元结构，并日益形成政府—平台—商户（消费者）、公权力—社会权力—私权利的三元结构。

我国数字法治的建设不仅要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具体的积极实践效应，而且要在宏观上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第三，数字法治的运行框架。这需要中国数字法学贡献智慧和方案。从方法论上讲，对西方法学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是探索中国法学自主性的前提。

首先，当下中国数字法学研究和发展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坚决捍卫人的主体性原则。这就意味着中国法学自主性是一种开放的自主性，而不是自我封闭的自主。第二，数字法学的相关研究要实现对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数字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才能最终定型。

第二，数字法学应当重点研究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我们需要将这些范畴加予体系化。

随着政府规制活动波及数字社会的各个领域，国家法律所关注的重点必然逐渐转向对政府规制行为的控制之上，除调整传统社会生活的规范之外，纯粹调整私人关系的规范将愈来愈稀少、并走向零散化。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数字法学实验方法可以分为以下步骤：（1）提出理论假设。

工业革命拓展了人类体力，以机器取代了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了个体工场手工生产。数字化发展是当代社会的必然之势。中国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和方案。数字法学对现代法学的概念范畴进行了延续、拓展、革新，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法治具体实践提炼新的概念范畴。然而，运用这种分配正义范式来认识数字正义，很容易忽视数字资本结构、权力结构和全球治理结构对于数字正义实现的影响。而且，从数字法治的实践来看，它往往走在法学理论研究的前面。

这需要法学研究者从数字人文方法出发，将法治原理、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等作为数字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具体场景中较好地平衡数字科技与法治原理。另一方面，通过规范代码，以技术化的方式实现代码运行的规范化管理，能够在代码世界中搭建出有序的规则体系。

欧盟对内强化个人隐私保护和倡导数据要素在单一市场内部的充分流动，但对外侧重数据保护导向的治理规则，并试图将这一理念制度化，从而成为数字经济及应用创新的全球领导者。数字法学应当高度关注数字技术的方法论范畴。

这涉及数字法治监督与传统法治监督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建立一种积极的法律监督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在全域数字法治监督中各自的作用是什么、怎样构建数字纪检监察制度等都是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应当以学术的方式向他者展现中国问题及解决之道的普遍意义。

在此过程中，中国遇到了数据利用与数据安全、数字权利与国家权力、数字科技与数字人文、数字技术与科层组织等大量问题。齐延平认为，数智人在操作终端时对中继系统施加一个简单的点击行为，就可能引发难以统计的批量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因此，国际和国内的两重背景在客观上要求加强中国数字法学的自主性建构。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因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资源控制实力和在增加就业、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的优势而形成一种平台权力。

中国的数字法学研究应当在坚持平等、共享的前提下，强化数字包容的基本原则，在反对数字霸权主义和数字沙文主义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不同国家之间数字法治建设的差异性，对于其他国家数字法治建设的一些先进经验经过反思以后进行借鉴和吸收。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复杂的数字法律关系。

第一，数字法学的建设要坚守法治的基本原则。数字法学应当对数字执法中公民基本权利受到的影响、行政相对人人格尊严的保护、法律正当程序原则的坚守、政府组织结构的重塑、个人免受自动化决策的范围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具体来讲，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主要涉及各个国家在全球公共事务方面的治理能力、治理技术水平、治理议题设置、治理资金供给能力、治理公共产品生产能力以及治理方案创新等方面。然而，数字社会的实践是一种以虚拟手段作为最本质特征的在线生存实践。

后来，受以赛亚·伯林的影响，西方法学界又将个人权利区分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这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结合数字社会的特点进行扩展和更新。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深入实施，法律监督的数字化程度愈来愈高。第二，数字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

数字法学的研究应当深入探讨科技与法治的融合发展。数字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全球数字治理的理念也应运而生。

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高科技产业分工中找到了角色和生长点，从而有助于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大致相同的起跑线。具体来讲，中国数字法学在全球数字治理过程中需要自主研究以下问题：第一，数字法学应当重点研究全球数字治理理念如何进行转型这一前提性问题。

因此，传统的部门法领域划分并不适用于数字法律规范。由于受全球治理旧秩序的影响，全球数字治理具有强烈的私益实质，这偏离了数字技术向善、数字全球化成果全人类共享、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基本理念。